福建位于东海之隅，山川清淑之气，郁为人文之邦。衣冠之盛，自古而然。据史书记载和传世书迹考证，福建书法兴始于唐，称雄于宋，繁荣于明清，迄于近现代，尤其蔚为壮观。在清末民国书坛成就显赫，能开宗立派的当数郑孝胥。
    郑孝胥（1860-1938），字苏戡，又字太夷，号海藏、苏庵，室名海藏楼、夜起庵。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举人。历任广西边防大臣，安徽、广东按察使，湖南布政使等职。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，以遗老自居。1932年至1938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职。是近代享有盛名的诗人，为同光诗派首领人物，同时，也是近代书坛有影响的大家，被称为民国时期“五大书派”之一。
    郑孝胥天职颖悟，4岁即从其叔祖郑世恭受《尔雅》，能成诵。8岁得李兆珍传授，13岁毕《十三经》。其时，长居北京，书法以帖学为主，多受馆阁体影响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29岁考取内阁中书，因得座主翁同龢赏识，受其影响，遂转习钱南园、何绍基，雄强之气渐露行间。其后数年多取法唐宋诸家。隐居上海后，时与沈曾植、李瑞清、曾熙等相过从，切磋书艺，受诸家影响，书法遂转向北魏并周秦两汉诸碑，于《始平公》、《杨大眼》、《石门铭》、《瘗鹤铭》等碑刻致力尤多。同时近取碑学名家张裕钊，书风为之一变，渐成自成规模。
    郑孝胥擅长篆隶楷行四体，评者大都以其楷、行二体最为精能。艺事贵在变化出新，戛戛独造，若以此标准衡量，其四体中，应以行书为卓尔不群，可与抗衡前人。
    郑孝胥论书，主张“楷隶相参”，“楷隶相参转出奇，谁将此意试求之。学书聊取记名姓，平正欹斜任自为。”他在《跋泰山经石峪》中说：“字之疏密肥瘦，随其意态以成其妙，执死法者必损其天机，大小虽殊，理固无异矣。经石峪大字乃楷隶相参之法……”可见郑氏窥到了磅礴奔逸之类大字的奥秘。在题清道人临魏碑册中又说：“蔡君谟谓《瘗鹤铭》乃六朝人楷隶相参之作，观六朝人书无不楷隶相参者。此盖唐之前法，似奇而实正也。”可见，郑孝胥以为“楷隶相参”乃古法正宗，此种信念贯穿于其各种书体的实践。同时，郑氏认定“艰涩”、“凝重”乃学书入手之正道，这可以在他隐居上海时的课徒批语中屡屡见之。戊午七月二十九日批宋龄贤临《南唐集字》曰：“下笔颇舒展，然仍宜取碑版摹写，从艰涩中求之，方有根柢。”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批叶曙篆书曰：“从凝重入手，其进必速。”其他另有诸如“《兰亭》近俗，暂不宜学。”“专习隶书，可避俗气。”“楷书虽清挺，仍有匠气。”等语。在郑氏的心目中，“涩”所占的权数太大了，几为“不二法门”，以至有点重质轻韵的味道。
    郑孝胥的“楷书相参”中的“楷”是以唐楷为根柢，“参”以六朝书法的笔意。这从他的楷书作品《济众亭记》、《重建松廖阁记》、《叙古千文》等可以看出。具体地说，他的唐楷根柢是以欧书为主，欧书出现在初唐，尚有六朝碑书遗意，但已显得谨饬精整。他接受了欧书的这一风貌，甚至更显拘窘，这应当是其早年馆阁习气的遗留。他所“参”入的六朝笔意，主要是方峻的用笔，但不少地方融入了其他成分，肩转处就很有张裕钊的特色，还有些颜鲁公的意味，而横画和捺脚又时时透出汉魏遗韵，加上有意强调了上敛下肆的收放关系，使字字显得峻逸刚健，气势毕具。郑孝胥的隶书得力于《张迁碑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及前秦《广武将军碑》，其面目不专主一碑，较方严平实。张靖远《海藏先生书法抉微》论其隶书“为四体之冠，其真行即得力于此。先生十余龄即从其叔祖虞臣先生习隶，虞臣先生善篆隶，为闽中名宿。先生36岁时为江宁胡煦斋作《白下愚园集》及《偶意诗草》二签隶书，出入《礼器》、《史晨》，用笔峻涩，朴秀兼至，不同流俗。隐居上海以后，于汉碑临写尤勤，墨本之外，兼取《流沙坠简》之法，用笔超绝，下视侪辈。”就传世作品看，郑氏写过大量汉碑是没有疑问的，但评其隶书为“四体之冠”未免失当。郑孝胥的行楷书，师法唐宋，陶熔汉魏，晚年自成独特面目，其所以在书史中占有位置，关键在此。而隶书虽有相当功夫，但终未跳出汉人樊篱，不足为大家也。
    郑孝胥最具个性的书体是行书。其行书成功之处，端赖于行笔快于楷隶。这对克服其楷隶二体的板刻之弊是颇为有利的。他早起的行书中宫收紧，体势开张，较多黄庭坚《瘗鹤铭》笔趣，同时转折处多用欧书内敛之法，并已开始重按以强调转折处，已初步显示横肩外耸，折脚内收特色。由于行笔较快，逐渐能脱离楷则的羁绊而致心手相忘。此时，各家的笔法已非生硬的参合，而是较为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了。其晚年作品，横肩外耸、折脚内收的造型已经固定；横画多左轻右重；竖画有的作内收之势，这是从欧书嬗化；竖画亦有作环抱之势者，这是得自颜书笔意；其捺画有较大弧度，这是从隶法变出。如《欧阳文忠公州名急就篇》，堪称典型，整体观之，其行书又有汉碑的凝重与峭拔。虽然可以一一指出其笔意的来历，但其广取博涉，在行书速度的连缀下，整体浑成自然，成为郑孝胥自家的面目。 
    郑孝胥篆书以小篆为主，直追李阳冰，取法泰山，琅琊刻石，兼学邓石如、吴让之、吴昌硕诸家，匀称劲健，规模皆备，如其隶书一样，未有明显突破，其草书所见甚少，与其个人好恶有直接关系。其《题黄石斋尺牍》有句云：“作书莫作草，怀素尤为厉。君实与明道，不草究何碍。”艺欲精必嗜之深，他于草圣既无深嗜，难以精能是不待言的了。而他在《怀素自叙卷》中的题诗，可谓深知草法三昧：“草书初学患不熟，久之稍熟患不生。裁能成字已受缚，欲解此缚嗟谁能。獦獠解事趋平淡，笔下风雨常纵横。观其能速不速处，蝉蜕一切如无情。没人操舟诚妙喻，举止自若完神明。子瞻宁未见此贴，毋乃会意翻忘形。”可见其于草书实践不多之故，而未能臻于精熟，也就无须再“久之稍熟患不生”了。
    由于郑孝胥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，人们毫不留情地把他打入另册。如今评介他，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。首先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功，为书坛留下不少可资借鉴的精品；其次，他的艺术上的成就与艺术地位的不相称，也为后人留下引以为戒的惊叹。（黄杰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