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法乃我国独有的美妙艺术，为世界各国所无，日、韩虽亦有之，但仍源自我国。日人称书法为书道，这个名词，并非他们所独创的，我国古已有之。李斯曾云：“夫书之微妙，兴达合”；王羲之且云：“书道为玄妙之技”。儒家依仁游艺，以艺达道。日人工于勦袭，且能取人之长、精进不已。他们曾夸说：“若干年后中国应向日本学习书法”。十年动乱间，他们鉴于我国当时不重视固有文化，敢发此狂言，我们应当重振坠绪，毋为三岛木屐儿所笑。
      法者范也，循法则不至逾矩，凡百艺术莫不有法，文重理法，史重义法，书重笔法，诗重律法，金石重刀法，即福州人拉线面亦应遵守师傅所传轻重疾徐之法，否则千丝万缕随手而断。
      当然拉线面比较单纯，可以遵循师傅成法，历久不变。艺术则不然，重要的还应随时代而演进。前年笔者曾于闽、台两岸书画展特刊中写一篇“论国画之革新及其取向”，对于“法”字略加阐释，内容分三阶段：一、循法而求象；二、执法而御象；三、脱法而超象。初学者先事临摹，画虾像虾。画鱼像鱼，首求其象；继之执法而求变，画鱼无论从正反侧三面看，都要活泼泼地，讲究笔墨神韵，臻此境界后，则更进而脱法而超象，着重写意了。
      法运用于艺术，从好处讲，使学者有法可循，不至走许多冤枉路，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；从坏处讲，法是框框，也是藩篱，甚至比作桎梏，把学者绑得紧紧的，故走入法后，还须脱法而出，不可为法所囿，否则纵终身心摹手追，只能成一个画匠而已。
      同时我曾提出“生”字以论画，今复移以论书，盖学书必先生而后熟，初临池时难免身手相违，此学力未到也。但由生入熟只要勤习并不太难，由熟返生则难之又难，很多人无法达到，深信同道有此感觉。故必须力求跳出框框、不落蹊径，下笔时出入各家，古人奥妙处悉供我用，如此方能自出新意。
      包世臣论书，有四句像偈语诗：“昔吾语文笔，于中必有我，蜜成花不见，持以论书可”。此论极妙，移之论诗论画，亦无不可。
      䌷绎其意，采花（譬喻遍习各家）在于酿蜜，蜜酿成后，则不见花了，其意有了自己面目，便看不出某点某画，出于哪家哪派，到了浑然无迹。为便于顺口溜，我把他最后二句改为：“因蜜而寻花，蜜成花不见”。浅而言之就是于中必有我，有个人风格。
      谈到风格，有人说字如其人，心正则笔正等等，扬子云“言心声也，书心画，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”；张怀權亦云：“一字已见其心，不由灵台，必乏神气”；黄山谷亦云：“欲得于笔，当妙于心”。因此可从笔性中看出写字人的性情、意态、胸襟、精神、品质、气度，以及富贵、贫贱、夭寿、穷通，说起来好像很玄，其实也不无一点道理。
把一幅遒劲或飘逸的法书挂在壁上，站在适当距离，仰首凝神细细品味，即可看出点画之间，生气勃勃，跃然纸上。书之有神气，如前面所说乃人的精神所表现。
      书法最重行气，书之行气，从何而来，当然发之于心，孟子曰：“气体之充也”。书家临池时，气发于心，贯于臂，运于指掌，流走于楮墨之中，上下牵引，左右揖让，如此所写的字一定布局匀整，生动有致，所谓行气，大约是这样形成的。
民初驰誉台湾老书家杨草仙，他临池之前必先运气。先打一套拳法，然后展纸挥毫，书成悬于壁间，迫视之的确虎虎有生气，然以蛮力写成，霸气十足，读书不多，不解善养浩然之气，书匠而已。气须善用，释子参禅，吐纳之际偶之不慎，便会走火入魔。
      欧阳修云：“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”。代代传为国宝的颜书：“大唐中兴颂”原碑，仍屹立在庐山，余兴施孟宏兄游庐山时曾看到，傍岩而立，护以瓦檐，依然完好。我与施兄冒雨同立碑前，读罢肃然起敬。凡德重艺精者，爱其书兼爱其人，余有：“摩抚式前贤”之句，以纪其事。
      凡学书者，宜循序渐进，不可躐等而求。孙过庭书谱有一段话，足为学者取则，他说：“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，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，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；初谓未及，中则过之，后乃通会，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。此论可算学书总诀。平正人皆知之，险绝很难达到，达到险绝，复归于平正则难之又难。
      上面说：“通会之际”，大概指感悟。悟，浅言之，是理解辨别，如孙过庭书谱言：“徒见成功之美，不悟所致之由”。
感悟可以生出兴会，兴会来时，欲将那时所感、所悟、所得，立刻借助笔墨，化为腕底之象，说雅一点即“偶然欲书”，如王羲之醉写兰亭序，乘兴书之，奇趣天成，再写则达不到那时境界。
      上半篇所谈的，首揭学书次第，其次艺术须有自己的风格，至应当如何创新，续抒管见如下：
      艺术必须显现出时代精神，应当不断求新求变。我国历代所留藏下来文化遗产极为丰富，足供学者作创新参考。但革新应当立足于传统基础上，舍传统而言革新，必流于怪异恣肆；凡有志于革新者，宜对传统加深认识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；若未深入探讨领会，不宜侈言革新，否则人将讥其借创新之名，掩其浅学而已！
      少数青年书家，则持相反意见，他们认为老一辈书家封闭性特强，动辄以祖宗文化遗产炫耀世人，自己不知奋发上进，甚至讥其强势领导，垄断书坛，阻碍其向现代派书风发展，台湾青年参加书法比赛，其作品被评审者黜落时，常有此种反弹言论出现。
      求新求变，亦为老书家们所属望而企求，岂有反对之理。老成持重，恐其火候未到急于求脱，过分强调自由解放，影响所及，新风格尚未树立，已误人误己。
      老书家十之七、八行将就衰，老成凋谢，势所难免（笔者是祝他个个长寿的），书法之创新，不能不寄望于青中年书家。管见以为创新需要胆和识，胆，他们大得很；识，尚有待加强，除勉其勤研传统书法，广罗碑帖，吸取各家各派之长外，尚应当充实文学修养。指导他们走正确途径，稳健前进，工夫下得深，自然水到渠成，渐会进入创新境界。
      书家充实文学修养非常重要，兹举数例如次：
      或问书法于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，他很谦逊的说：“我不是书法家，爱好写字而已，书有没有法，我不知道，我重在‘无死笔’三个字”。他又说：“我曾看到书读好，学问亦渊博，而字写得不好有之，从没有看到没有学问的人，而字写得好的”。语重心长，书家应引为座右铭。
      又有人问书法于张大千先生，张大师说：“第一读书”；又问其次呢？他说：“第二仍是读书”；又问第三呢？他答：“还是读书”。
      溥儒收学生，先教他读书写字，以后始开画稿令其学习。于、张、溥三位大师皆主张从事艺术，先充实文学，书读得好，下笔才有书卷气。
      江苏某县书家，曾闹笑话。他把辛弃疾菩萨蛮：“江晚正愁余”把余字繁化为“馀”字，书画家读书之重要，于此可见。
最后谈谈民初福建省著名书家，康有为告诉伊立勋说：“福建书家虽多，其实仅郑苏戡、林宗孟二人而已”。林长民书由晋唐入手，所作隽逸秀雅，中年以后参以北碑，益见朴茂遒劲；郑孝胥书由柳而苏而黄，也写过颜及六朝字，五十岁以前尚未成熟，后致力张迁及魏碑，始臻妙境，笔力坚挺，有清刚之气。但是转折之处，突出墨块好像鸦片鬼耸肩，极为碍眼，反而成为他独特的风格。
      郑孝胥最佩服沈寐叟，当时书坛亦以沈郑并称。沈书，曾熙评得最妙，他说：“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”。沈初学包慎伯，中年以后脱颖而出，纯用方笔，旁参章草、二爨、魏碑，冶各家之长于一炉，博得奇、峭、博、丽四字评语。
沈寐叟死后，郑孝胥说：现在我可算是天下第一书家了，时人对其自矜亦翕无间言。
      笔者对沈郑林三家书法均甚喜爱，数年前曾将历年所收藏名家书法一千余件，择其尤佳者百余件，编印《近代书法选辑》分赠闽、台同道，三家书法亦曾编入。目前尚藏有郑孝胥四幅连屏、对联、立轴五十余件，沈、林书法各有数件。八闽美术会在台北举行古今书画展览时，曾提供展出。
      本篇所举，系就笔者闲居品阅拙藏各大名家书法，及泛览历代书法理论一点心得，录之以供本刊补白，题标“漫谈”异于著论，希闽、台同道有以教之。（转载于一九九五年十月《闽台两岸书画联展特刊》）

(陈子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