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州的交通，由于福建地理环境的局限，西有武夷，中有戴云、北有仙霞、南有博平诸大山脉，形成与邻省浙江、江西、广东地理上的隔绝。陆地上高山丛叠，崎岖险阻，皆羊肠鸟道，盘纡陡峻，日行高岭云雾中，登天入渊，上下循环不已；江行亦滩礁棋布，溪流湍急。宋曾巩在《道山亭记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……其涂或逆坂如缘絙，或垂崖如一发，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，上皆石芒峭，发择然后可投步。负载者虽其上人，犹侧足然后能进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。其溪行则水
皆自高泻下，石错出其间，如林立，如士骑，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。水行其隙，或衡缩蟉糅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状若蚓结，若虫镂；其旋若轮，其激若矢。舟斥沿者投便利，失毫分辄破溺。虽其土长川居之人，非生而习水事者，不敢以舟辑自任也……”由此可见，福建的穷山恶水，大有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之慨。闽侯地处闽江下游，自水口以下，虽属丘陵，然而除东南方面可以利用海港对外交通之外，欲与内陆或浙、赣、粤三省来往，就必须登山涉水，备尝艰难险阻。
2002年2月8日，闽侯县博物馆据荆溪中学教师林琮琦提供的线索，在荆溪镇关西村拔仕自然村发现了北宋出省驿道及北宋嘉祐三年（1058）、宣和元年（1119）和南宋乙酉年（1225）三段摩崖石刻。这条利用不规整的石块铺设的古驿道，东连福州西门外荆溪鸡头、桐口，西连大湖、古田出省官路，时断时续约有数里，路面宽处有2米多。其三段摩崖石刻均与古驿道紧密相关：
其一，“拔仕”榜书，在拔仕村头东向悬岩上。碑面宽0.8米，高1.30米，“拔仕”直下楷书，字径50厘米；上款“合沙陈公益书”，下款“宝庆乙酉秋立”（1225），直下楷书，字径10厘米。拔仕，古隶属侯官。宋太平兴国六年（981）至明万历八年（1580）置怀安县，这里又隶属怀安，为古时关源里三十六墩之一。
其二，《修沙溪路记》，在南距拔仕碑近处路道东向岩壁上，碑文记述北宋年间怀安县城至鸡菜岭约有百里之远，“路险石恶”、“行苦之”的状况和怀安县令樊纪上任第二年就修整道路的宦绩，并寄望于“继政君子”像樊纪一样，做到道路“缺者能补，陷者能平、断者能接”。宋嘉祐三年（1058）刻。
其三，“募修官路碑刻”，碑文直下楷书计10行，碑高1.52米，宽1.43米，字径8厘米。此碑主要记录林慈发起修建“官路”及捐募情况。宣和元年（1119）刻。驿铺系古代供传递公文、宿会公车和行人憩息之用，置驿丞以总其事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驿传》中记载：“今时十里为一铺，设卒以递公文”。驿铺有马递、步递、急递之分，有铺兵、驿卒若干人。据当地村民介绍，古驿铺土筑残墙二十世纪60年代毁没，现存有石基及马槽等遗迹遗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碑文“官路”二字，出现了北宋时期的石刻之中，在全省尚属首次发现。官路，即以官方为主修建的公共道路。官路，官葺民修，都在于利民。林慈等村民修官路，建驿铺，方便过往行人，体现中华民族“修桥铺路”、积德行善的传统美德。福建的官路，开发于秦汉以后。福州沿闽江经延平、建州以北，远抵中原王朝京城，始终作为主要干道。至唐末黄巢义军入闽，凿山开道七百里，开辟了建州、古田至福州的新路。荆溪关西村发现的这段古道，正处于福州、闽侯至古田的路段上，并建筑在闽侯县境为起点的首辅驿站。此三段宋代“官路”石刻的发现，对于研究本省古代交通、地方历史，以及书法、石刻等都是宝贵的实物资料，具有证史补史价值。同时，它为樊纪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的功绩树碑立传，对于今天“为官之道”仍有教益。2013年1月，拔仕官路及摩崖题刻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拔仕官路的东向，甘蔗龙迹山、鸡头驿道旁，有2处闻名遐迩的龙文王庙与沛然亭遗迹。龙文王庙，也称“广施庙”，背枕龙岭，临溪而建。据史料记载，庙内主祀“忠惠将军白马三郎，夹辅汉闽越王开疆闽地，有功社稷，封为龙文尊王，悍御于西，以莅兹土”。传说，龙岭庙祈雨特别灵验，宋代时，就有樊纪、洪子著、吴与三位知县先后在此祈雨，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动人的轶闻趣事。如《三山志》上记载的：“嘉祐四年春，久旱不雨，知县樊纪初祷祠下，未行五里，甘泽倾澍。于是撤屋为堂，易茅为瓦。”
沛然亭遗址，亦在西距龙文王庙约3里的官路旁。
《三山志》云：“大观三年，知县吴与以祠迫通衢，属有祷亟得，乃命僧营葺，基山为殿，即亭之背斋室，设庖厨，前临大溪，又建亭其上，名曰沛然，自为文记之。”数年前，沛然亭残存，她旁还留有一棵经受千载风雨的榕树，裸露着干枯的枝丫，在满目青翠中，兀自挺立。而今，这颗枯树也淡出了人们视觉。已故的省文史馆馆员、里人徐自明曾到此谒亭，有诗曰：“旧亭不复作居停，只有农夫牧竖经。胜迹忍随官道废，建言添建第三亭。”